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地区的还有热那亚商人，他们信奉的是新教拉丁地区的个人主义。热那亚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并不局限于仅在热那亚商人中选择雇佣贸易代理人，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热那里商人通过创立了“社区责任制”及相应的类似于法庭组织的“社区法庭”，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格雷夫将这种维护匿名者之间合约执行的机制称为“双边声誉机制”（BRM）和“双边惩罚机制”（BPS），或者说，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易机制。

从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商人群体运用不同的交易或合约执行机制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历史来看，非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较人格化交易机制的贸易扩张更有效率，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生存历史较马格里布商人也更为长久。此后，在地中海地区贸易活动中胜出的是威尼斯商人，原因之一是威尼斯商人的交易方式更接近于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

历史制度分析关于前现代社会地中海地区远距离贸易史的研究给人的启示是：市场的扩大及贸易的拓展会导致人格化交易方式向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转变，在市场活动中胜出的交易方式一定是更有效率的交易方式。

四、理论解释

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有关人格化交易方式与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理论，可以对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现象观察中所提出来的三个问题作出初步的理论解释。

1．“代际锁定”的解释

温州经济发展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当然与温州的历史文化禀赋及商业传统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企业家所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所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所了解熟悉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所依赖的市场网络也相同。问题是为什么这种高度的相同存在于“代际”之间呢？其原因与历史上马格里布商人的后代也一定在马格里布商人联盟中“子承父业”用同样的交易方式从事贸易活动是完全类似的。

温州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温州走向外地去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可是，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尚未明确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也未初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制度，温州以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还未大胆到敢与温州人一样广泛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甚至温州人所从事的商贸活动还常常受到外地人的“歧视”。因此，温州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和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这种人格化交易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它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对温州人而言，进入新的行业即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将可能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及经营风险。可以说，“代际锁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温州人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

2．“不可触摸的网”的解释

温州的“公共权力”和私营经济两者所编织的这张“不可触摸的网”，一方面与温州的历史、地缘、血缘、文化、宗族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样与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有关。当然，前者也是后者形成的必要条件。

地中海贸易史中马格里布商人联盟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是在一群有着共同文化和信仰的商人群体中发生的故事，它不仅与政府无关，反倒是恰恰由于缺乏政府的产物。可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却是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默许和支持下出现的，是在改革开放这一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温州当地的部分地方官员出于种种动机，当然也不排斥帮助家人和亲朋好友以及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默许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且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政府官员的这种行为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伴随着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事实上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沦陷”为这一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是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张区域性的“不可触摸的网”，阻碍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看，政府官员介入人格化交易方式，不仅造成了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产权保护的不公平，事实上也造成了温州区域内产权保护的“亲疏”，导致了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①

3．“海外生意网”的解释

近年来，温州经营企业的外迁和民间资本的外流，固然与温州当地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制约有关，也与民营企业在扩张过程中得不到更为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的支持有关。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温州的人格化交易方式。②

历史制度分析表明，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商人群体在向原有区域之外的地区进行贸易扩张时，必定要借助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完成贸易扩张。历史上，马格里布商人的贸易扩张就同时伴随着马格里布商人联盟成员的移民，原因在于人格化交易方式的维系无法离开一个特定的人群。同理，以人格化交易方式为特征的温州人的生意网也只能在温州人之间编织，结果是温州人的生意扩张伴随着温州人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事实上，绝大多数走出温州到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温州人，大都仍是在从事传统的制造业和商贸活动，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温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影响力。

五、结论与启示

从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来观察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可能的演变趋势，大致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的结论：

1．从温州经济来看，温州的经济制度变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影响了温州经济的对外开放，极可能导致温州制造业的“锁定”，引发温州民间资本的大量外流，造成温州区域内出现“产业空洞化”，严重影响温州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及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2．从温州人经济来看，已经移民至温州之外地区的温州人，尤其是已经移民到海外的温州人，在他们体验到非人格化交易方式的更多好处后，会倾向于更多地利用非人格化交易方式来从事经济活动。此外，海外移民的第二代由于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成长，接受了新的文化知识，愿意子承父业进入传统行业及利用人格化交易方式的人数会愈来愈少。

由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上述两大演变趋势，可以断言，温州的人格交易方式将在此后1～2代人的时间内不断地加快融入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中，从而最终趋于消亡。